从零起步的雪域誓言——记西藏昆虫研究破冰者王保海

六十年风雨兼程，六十年沧桑巨变。正值欢庆西藏自治区成立六十周年之际，我们拜访了西藏昆虫研究事业的破冰者、推动者、见证者——王保海老同志。

“西藏自治区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具有深远的历史、政治和社会意义，核心是彻底废除封建农奴制，百万农奴得解放……”见到王保海时，他正在为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撰写文章。

王保海老同志虽已步入古稀之年，依然精神矍铄，眼神中透着岁月沉淀下的睿智与平和。大学刚毕业，他满怀激情地投身于新西藏昆虫研究的洪流之中，先后承担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30余项，科考行程56万余公里，获国家科技成果奖3项，西藏自治区科技进步一等奖8项、二等奖5项、其他奖34项（次）；发表论文158篇（其中SCI期刊9篇），主著专著20部，发明专利10项；培养人才36人（其中博士2人），培训农牧民5000多人次，带动经济效益200多亿元，亲身参与并见证了西藏昆虫研究从弱到强、缩小与全国的差距的伟大历程。六十载春华秋实，在他的皱纹里，刻录着西藏昆虫研究事业的翻天覆地变化；在他的讲述中，蕴藏着一段段鲜活的历史篇章。

从黄淮沃野到雪域之巅：一个青年的不悔抉择

刚大学毕业的王保海做出了一个让同学们震惊的决定——申请到环境艰苦的西藏工作，放弃内地优越的工作机会。“当时很多人都说我傻，劝我再想想”，王保海回忆道，“但我就觉得，国家培养了我，我应该到国家最需要地方去。”

1979年春，经历半个多月的崎岖坎坷，西行千里，王保海终于到达了那个在脑海中想象了千万次的圣地——拉萨。初到拉萨，高原反应就给了这个中原小伙儿一个下马威。头痛欲裂、胸闷气短、整夜失眠，水土不服、加之腹泻，身体几近虚脱瘫软，但这些都没能动摇他为西藏奉献青春的决心。更让他震惊的是西藏昆虫研究几乎处于空白状态，“我刚进西藏时，西藏昆虫研究，第一是种类不清，西藏有什么虫子，大家并不是很了解，家底不清，植物检疫无法开展；第二是不知道虫害的发生规律，没有防治措施。”正是这种“空白”，激起了这位年轻科研工作者的斗志。

1981年，中国科学院和西藏科委分别组织品种资源考察、农业病虫及杂草考察，王保海均主动请缨。踏上海拔五千多米的高山草原、雪山溪流，穿越人迹罕至的深山峡谷、原始森林，他第一次体验到了科研的艰辛。高寒缺氧，他每走几步就要停下来喘息，嘴唇也呈现紫黑色。但当他发现一只从未见过的高原特有昆虫时，所有的痛苦都化作了欣喜。“那种感觉就像发现了新大陆”，王保海说，“我知道，这就是我要走的路。”

56万公里觅虫踪：肇建“世界第七大昆虫区系”之宏论

通往雪域的寻虫路，王保海走得很艰难，却一走就是四十年。跋山涉水、风餐露宿，汽车去不了的地方就骑马，马去不了的地方就步行，没有路的地方，就踏出一条路，甚至手脚并用爬出一道路。衣服划烂了，脸刺破了，脚蹭伤了，他也未曾有怨言。渴了只能喝山泉，饿了只能吃糌粑，高原反应了，头痛难忍，却什么也靠不了，只能熬过去。为了心中“昆虫梦”，他坚定前行，执着攀登，开启西藏昆虫历史新纪元。  

在进藏后的四十年时间里，王保海走遍了西藏74个县（区、市），行程56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14圈，足迹遍布雅鲁藏布江大峡谷、羌塘无人区、阿里高原、横断山区、藏南雨林等最艰险的区域。在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的羌塘草原，他曾遭遇山洪被困荒野；在藏北高原，车辆陷入沼泽，他徒步行进数十公里；在墨脱的原始森林，蚂蟥和毒虫是他驱之不去的“旅伴”。

“最危险的一次是在前往阿里改则县的路上”，王保海回忆道，“那是傍晚时分，暴雨突袭，山洪暴发，桥梁也被冲垮了，天地间一片白茫茫的，看不清道路，我们只能被迫停车等待天明。外面是零下十几度的低温，车里没有食物，只能靠喝冰冷的矿泉水充饥。”就是在这样极端的环境下，王保海和同事坚持完成了考察任务，采集到大量珍贵标本。

也是在这次考察后，王保海大胆提出把青藏高原划为一个新的昆虫区划，引起国内外学者的浓厚兴趣和密切关注。“过去，中国科学院以及国外的一些专家，对西藏昆虫区系划分众说纷纭，认为世界只有六大昆虫区系，西藏不是一个独立的昆虫区系。”王保海翻开当年的记录本说，“我觉得，我在西藏长期工作，有这方面的研究优势，对西藏的昆虫区划应有自己的见解和观点。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我用了11年时间进行系统考察，认为西藏是与世界六大昆虫区平行的一个昆虫区，属于第七大区，这个观点开始并不被人接受，现在也逐步得到认可。”

“青藏高原是世界第七大昆虫区系”创新理论的提出，从最初备受质疑到逐渐被同行认可，承载了王保海团队数以万计的标本证据和严谨的科学分析。

四十年辛勤耕耘、四十载孜孜以求，终换沧海变桑田。通过四十年的野外考察，王保海在中科院记录的2342种之后，又带领团队采集昆虫标本28万余号，两次将青藏高原昆虫种类的记录刷新为4900种和10560种，比上世纪80年代的种类增加了4倍多。他还向全国各科研院校赠送了上万件昆虫标本，使西藏成为发现昆虫新种最多的地区。

在藏东横断山脉北部考察时，为了追踪一只珍稀的高山绢蝶，王保海曾在海拔5000米的高原上奔跑一个多小时。这种常人难以想象的执着，让他最终记载了40多种绢蝶。夜蛾研究更是需要“昼夜颠倒”——白天在车上睡觉，晚上到田间地头灯诱采集。正是这种“与昆虫共作息”的坚持，让他的《西藏夜蛾志》记载了543种夜蛾，其中327种为西藏新记录。

将论著镌刻于高原苍穹下：科技兴农的躬行者

“上世纪80年代，西藏农牧业发展面临严峻挑战：尽管投入不断增加，但因害虫猖獗，粮食产量十年徘徊”，王保海谈及科技助农时说，“要解决问题必须先摸清‘敌情’！”为此，他走遍西藏的山山水水，采集了足够多的标本，建立起西藏首个种类丰富的病虫标本室。

王保海常说：“科研不能只写在纸上，更要写在大地上。”他把标本室变成了移动的科普基地，昆虫调查走到哪里，科技培训班就办到哪里。40年来，他在西藏300多个乡镇举办农牧技术培训班，用最朴实的语言、最直观的方式，将复杂的农业科技知识传授给农牧民。

2008年隆冬，阿里地区爆发大面积疯草灾害，大量牛羊中毒死亡，农牧民心急如焚。接到求助后，王保海立即带领团队昼夜兼程赶往阿里。在距离改则县30公里处，他们的车辆发生严重车祸，四人全部受伤。当地领导要求他们立即返回拉萨治疗，但想到农牧民期盼的眼神和遭受的损失，王保海只在县医院做了简单处理，就带着伤痛投入工作。在海拔5400多米的羌塘高原，气温低至零下30多度，年轻人都不敢轻易涉足，而王保海和团队一待就是一个多月。经过艰苦实验，他们提出了包括隔离牲畜、生态控制、服用“解毒丸”、用除草剂灭毒草等在内的综合防治措施，成功控制了疯草危害，为牧民挽回经济损失数千万元。

在西藏青稞产区，王保海研发的病虫害绿色防治技术推广面积达80%以上；在那曲、阿里草原，他提出的生态治理方案使草场毒草得到控制。据统计，王保海直接参与防治的农田达200余万亩，累计减少粮食损失2000多万公斤。他把农牧民当成亲人，农牧民把他当成贴心人。

学术开疆：千万言构筑青藏高原昆虫学理论宏基

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说：“开步走吧，只要走，自然会发生力量。”这句话，是法布尔对自己的鼓励，他在热爱的昆虫领域一路走下去，写出了影响世界的科普名著《昆虫记》。

这句话也勉励了许许多多的昆虫研究者，在追寻科学真理的路途上，王保海就像进入黑暗隧道的寻路者，在茫茫黑夜中漫游40载，编著出版了《西藏昆虫图册鳞翅目第一册》《西藏昆虫区系及其演化》《西藏夜蛾志》《西藏昆虫分化》《青藏高原天敌昆虫》《青藏高原农业昆虫》《青藏高原昆虫地理分布》《中国西部疯草概论》《中国西部疯草防控技术》《青藏高原资源昆虫评价与保护》等21部著作。其中有2部专著分别入选当代科技重要著作与国家图书出版规划，他也获得何梁何利科技创新奖、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中央联系专家、中华农业英才奖、西藏杰出贡献奖、西藏自治区优秀专家等荣誉。

“让我欣慰的是自治区一位领导在德国考察时看到我的一本昆虫专著漂洋过海，被德国一家图书馆收藏。”王保海说，“同行的认可是对一位学者最朴素的褒奖。”

面对青藏高原这一世界昆虫研究的空白地带，王保海以惊人的毅力完成了系统性开拓工作。他编著的《西藏昆虫区系及其演化》首次提出将青藏高原与古北区、东洋区并列，独设为世界新的昆虫区系——“青藏区”，这一创新理论得到了周尧等专家的引用或认可。在《西藏昆虫分化》中，他提出了直翅目、半翅目、鞘翅目为西藏昆虫三大分化类群，科学划分出高原中心区、藏东横断山区、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区三大昆虫分化中心，阐明了高原隆升与昆虫演化的内在联系。这些著作不仅奠定了西藏地区植物检疫和害虫综合防治的基础，更被列为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成为昆虫学领域的经典文献。

在海拔5000米的雪线上，有一种高山绢蝶能够耐受零下30℃的严寒。王保海就像这种高原精灵，在极端环境中绽放出最绚丽的科学之光。

“西藏自治区的成立，促进了农业科技新发展，粮油蔬果样样有……肥麦的引进与推广面积达到78万亩，平均单产从200公斤/亩增至500公斤/亩，解决吃面粉问题。藏青320、藏青2000等青稞品种推广面积达到230万亩以上，平均单产从100公斤/亩增至380公斤/亩，解决了吃糌粑问题。牲畜存栏数由1965年的1701万头（只）到目前稳定在2400万头（只）左右，实现肉、蛋、奶基本自给……”

听完王保海激情诵读写给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的文章，我们与他的访谈也结束了，深感意犹未尽，收获颇丰。感叹科学没有捷径，唯有坚守；人生价值不在于获取多少，而在于奉献几何。在西藏这片离太阳最近的土地上，王保海用42年的坚守，谱写了一曲中国科学家的高原壮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