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之巅刻忠诚：马占山的雪域人生——记一位跨越时代的戍边者与历史见证人

2025年盛夏之际，中国兰州。

清晨，99岁高龄的马占山坐在自家客厅里。黝黑的双唇、灰白的两鬓以及额头上沟壑般的皱纹，无不昭示着岁月的痕迹；然而，一双眼睛却炯炯有神，眉宇间洋溢着经历战火洗礼的英气。他一边吃着糌粑，一边喝着热气腾腾的酥油茶，身后墙壁上，一幅毛主席画像擦拭得干干净净，相框上方庄重地披挂着洁白的哈达。几十年从未改变的早餐习惯，成为马占山时常向旁人提起的“长寿秘诀”。

吃完早餐，他会在院子里慢慢地走上几圈。走累了，回家就斜靠在藏式卡垫上，刷一会儿抖音。与其说“刷”，还不如说“听”更为贴切。

只听见手机里传来主持人最新的播报：“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西藏林芝市巴宜区林芝镇嘎拉村全体村民回信，对他们提出殷切期望……”一条新闻接着一条新闻，马占山静静地听着，不愿漏掉任何一条重要信息。

这就是西藏离休干部马占山普通的离休生活。他还有个喜好，就是喜欢同年轻人聊天。每当说起年轻时的革命岁月，马占山就立马打开了话匣子。

山沟里的少年

1927年8月，马占山出生于甘肃临夏积石山的一户普通农村家庭。“印象最深的就是，外祖母、母亲带着我和妹妹相依为命。”马占山回忆起了儿时的记忆。

至于父亲的模样，在马占山记忆里只剩个虚影——那是个沉默的西北汉子，在马占山三四岁时去了兰州谋生，从此再没回来。“听村里人说，我的父亲被土匪杀害了，连尸首都没见着。”马占山缓缓讲述着关于父亲的零星记忆，那些片段如同泛黄的老照片，模糊却珍贵。在那个战乱与饥荒并存的年代，人们的生活极度艰难。“母亲说起这事时，总是默不出声，只把纺车踩得咯吱响。”仿佛这样她就能把苦楚织进麻布里。

就这样，祖孙三代抱团取暖，艰难度日。

1931年的腊月天，土匪的马蹄声踏碎了村庄的寂静。慌乱中，外祖母赶忙背起襁褓中的妹妹，母亲拉着马占山拼命地往黑黢黢的山下逃。结冰的陡坡上，母亲脚下一滑，娘俩顺着山崖滚出了二十多米远。马占山摔晕了过去。“过了很久，我才苏醒过来，母亲的手肘还垫在我后脑勺底下。”待土匪离去后，外祖母搀扶着满身是伤的母亲，把昏迷的马占山背回了被土匪洗劫一空的家。

为了生活，七八岁的马占山就开始给地主家放羊。寒冬腊月里，他只能裹着邻居家姑娘穿不了的碎花夹袄御寒。那件褪了色的女式棉袄，成了他抵御凛冽北风的唯一依靠。“那些男娃子常常笑话我是‘二胰子’（当地方言，指不男不女），往我身上甩羊粪蛋。”马占山回忆道。同龄孩子的嘲笑声像刀子一样扎人，他只好赶着羊群躲到更远的山沟里，一待就是一整天，直到暮色将碎花夹袄染成灰褐色，才敢慢慢往回走。

山沟里的少年时光在放羊鞭的脆响中渐渐远去。1944年的寒冬，十七岁的马占山毫无征兆地被国民党军队抓了壮丁。带着对家人的不舍，这个从未走出过大山的农家少年被迫离开了积石山。

“在国民党的部队里，我浑浑噩噩地度过了将近五年时光，还经常被长官体罚、辱骂，不知道自己的未来是什么样子。后来兜兜转转跟着国民党部队来到了新疆。”关于那段特殊的岁月，如今的马占山不愿过多地提及。

命运的转折发生在1949年9月25日，当国民党新疆警备总司令陶峙岳将军宣布和平起义时，马占山毫不犹豫地摘下国民党帽徽，成为了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第二军独立骑兵师侦查队的一名战士。从放羊娃到革命军人，这个饱尝人间疾苦的少年，终于迎来了生命的曙光。

先遣连背后的生死驰援

新疆于田的训练场上，马占山因训练刻苦、军事技能过硬，被提拔为侦查队六班班长。“1950年8月，王震将军命令：独立骑兵师派一支部队，翻过昆仑山到藏北侦查。”马占山回忆道，“战士们都很激动，纷纷递交申请。”最终，与他们一同训练的一团一连被选为先遣连，这支136人的多民族部队率先向西藏阿里进发。他们的任务就是穿越“生命禁区”昆仑山，为和平解放西藏开辟道路。

“先遣连出发时带的帐篷本就不多。”马占山说，“驮物资的骆驼、骡马不断摔下悬崖，后来他们连帐篷都没了。”先遣连到达扎麻芒堡（藏语意为：很多带芒刺的矮灌木）后，陷入断粮断盐缺药的绝境。几乎每天都会有战士牺牲。得知这一情况，1951年5月，独立骑兵师二团副团长安志明率领由两个加强连组成的后续部队，沿着先遣连足迹进藏。马占山就是其中的一员。他们带着707头毛驴从于田出发。“25天后到达界山达坂时，只剩30多头。”马占山说，“每头牲畜驮的40公斤粮食也被毛驴吃得只剩不到十分之一。”

当后续部队抵达扎麻芒堡后，马占山见到了垂危的李狄三。“他病得很重，腿肿了，眼睛快凸出来了，说不出话。”这位拥有钢铁般意志的总指挥此时已被病痛折磨得不成人形——溃烂的双腿裹着破毡片，凹陷的眼眶里布满血丝，喉咙里发出“嗬嗬”的喘息声，用手比划着向部队交出了日记本。不久后，这位先遣连的总指挥为了把最后一支盘尼西林留给其他战友，在后续部队与先遣连胜利会师时英勇地牺牲了。

从扎麻芒堡到昆莎

从扎麻芒堡到普兰县的四天行军，成为马占山记忆中最艰难的旅程之一。由于5班战士大量牺牲，幸存者被编入马占山率领的六班。“我们不仅要背负自己的装备，还要用马匹驮运牺牲战友留下的炮筒。”马占山回忆道，“那些战马走到最后累得口吐白沫，一头接一头地倒下。”

在寸草不生的戈壁滩上，饥饿就是最大的敌人。粮食短缺，马料不足。“人饿得眼冒金星，马饿得啃泥块。”马占山回忆道。没有吃的，只有自己想办法。“但我们始终牢记‘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宁可饿肚子也绝不拿群众一针一线。”部队靠着捕捉旱獭、打捞河鱼维持生存。

抵达普兰后，部队顶着饥饿立即展开宣传工作。战士们表演军事训练，展示新型武器装备，用行动赢得藏族群众的信任。“我们饿着肚子表演，结束后老百姓送来糌粑，我们坚持用银元购买。”马占山特别强调，“这是部队的铁律。”

后来，部队到达了昆莎，在建立据点时，就地取材巧妙地用装银元的木箱作模具，夯筑土坯建造营房。就在营房刚建成时，一股从新疆流窜来的土匪企图经日土县越境。“军情紧急，每人只分到一把炒面就出发了。”马占山描述剿匪行动时说，“留守的同志靠抓鱼充饥，但没有一个人抱怨。”这场干净利落的剿匪战斗，为后续的边防建设扫清了障碍。

提及阿里早期的边防管理，马占山补充道：“阿里部队隶属新疆军区管辖，因距离新疆更近（叶城基地补给便利）。现在边防体系完善多了，当年我们巡逻要骑马走半个月的路，现在当天就能往返。”

马占山与曲珍的民族团结佳话

当昆莎据点的夯土墙刚刚垒起时，谁也没想到，这座承载着军民鱼水情的院落，竟会成为马占山与妻子曲珍跨越民族爱情的见证。

1952年，部队与地方在昆莎合建了一个大院子。这座院落，一半部队用，一半地方用。它不仅承载着军民鱼水情，更孕育了一段美好的姻缘。后来在这里，三十一岁的马占山遇见了十九岁的藏族姑娘曲珍。

“那会儿她总是喜欢往我们这半边院子跑，我们看这个小孩子可爱，都喜欢和她说说笑笑”马占山笑着回忆道。为了能和曲珍这样的藏族群众聊上天，马占山学藏语拿出了打仗的劲头——强攻“藏语堡垒”：看见战士给曲珍家搭帐篷，他便拽着老班长问：“‘帮忙’藏话咋讲？”瞅见藏族阿妈打酥油，他凑过去比划：“‘茶桶’叫啥名堂？”最逗的是学喝酒——他冲进帐篷就问：“喝酒用藏话咋说？”藏族战友大笑着递来木碗：“羌通！”马占山仰头就灌，辣得直跳脚！“曲珍到现在还笑话我，当初道谢时吼的那声‘托切！’（谢谢）硬邦邦的，活像在喊操练口令！”这份在笑声中磕磕绊绊建立的交流，让两颗心越靠越近。

为了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党组织就在各地选派贫下中农的子女去上学。聪明伶俐的曲珍被选中，送到了西藏公学读书。从西藏公学毕业后，曲珍回到了她的家乡阿里地区改革办参加工作。

虽然分别了很久，但是曲珍一直未忘记在昆莎大院子里朝夕相处的马占山。活泼开朗的曲珍主动向党组织表露了心意，在部队首长的撮合下，这对有情人终成眷属。

1960年，在部队战友的帮衬下，三十三岁的马占山和二十一岁的曲珍举行了简朴却温馨的婚礼。没有聘礼嫁妆，只有副政委特批的几条“大前门”香烟和战士们拼凑的糖果。“副政委在场时大伙儿都不敢闹洞房。”曲珍回忆道，“等首长一走，他们就把我陪嫁的铜盆敲得咚咚响。”这场跨越民族的婚姻，成为当时阿里地区民族团结的生动写照。

婚后的曲珍将藏族女子的勤劳智慧展现得淋漓尽致——她把简陋的宿舍布置得窗明几净，酥油茶香飘满整个屋子。生活上她是贤内助，工作上更是巾帼不让须眉。从民主改革时期的政策宣讲员到特殊期间的昆莎区长，她总背着糌粑口袋独自走村入户。

“那会儿老百姓一见干部就躲，”曲珍回忆道，“但我这‘丫头片子’脸皮厚，一次不理我就去两次，说的道理实在了，他们慢慢就围过来听了。”

同一时期，马占山在部队也扎进了牧区。他把“同吃同住同劳动”发挥到极致，有次在老乡家一住就是28天——白天帮着修帐篷、接羔羊，晚上围炉宣讲政策：“过去贵族把人不当人，现在共产党来了，农奴要翻身！”

“两口子都在忙改革！”马占山笑道，“她靠的是耐心讲政策，我靠的是实干带头。可甭管什么方法，老百姓认准一条：解放军和共产党干部，连碗酥油茶都不白喝！”正是凭着这份老一辈共产党人的真诚，让牧民群众最终把心交给了解放军，交给了共产党！

“她主内我主外，但遇到大事都得听党的。”马占山这样总结他们的相处之道。当被问及婚姻秘诀时，这位战场硬汉，如今已是九十九岁高龄（旧称“白寿”），抿着嘴说：“她生气时我当哑巴，她想家时我当翻译。”而曲珍则补充：“他下乡我就学汉语，他办案我就练钢笔字。”两人相视一笑的瞬间，仿佛又回到昆莎大院初遇时的模样。

这份相濡以沫的情感，伴随着西藏历史的巨流共同前行。196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标志着雪域高原迈入新纪元。但身处阿里边防的马占山，彼时正肩负着特殊使命：“自治区成立大会在拉萨举行，阿里地处边陲，承担着艰巨的边防任务。我们全员战备执勤，枪不离身——毕竟民主改革刚完成不久，边境安宁丝毫不敢松懈。”

从“神枪手”到纪检书记

1951年冬，部队移防狮泉河后遭遇严重粮荒。时任班长的马占山主动请缨，带领六名战士深入无人区猎捕野马。“那些野马警觉性极高，能在七八百米外察觉动静，跑得还特别快。”马占山回忆道，“我们趴在雪地里整整一天，才猎到三匹。”当他们用牦牛将猎物驮回驻地时，战士们又饿又累连剥皮的力气都没有了。

部队首长得知后，亲自为马占山所在的班撰写表扬信：“你们为部队解决了大问题，再接再厉，继续打。”得到首长肯定后，战士们备受鼓舞。没过多久，部队粮食再次告急。马占山带领战士们重返猎场。凭借过硬的射击技术，他在七八百米外用三八式步枪一枪就命中一只野羊。这一壮举很快在部队传开，战士们纷纷称赞“六班长真是个神枪手”。后来部队选拔打猎组长时，马占山当之无愧地获选。

没过多久，部队要选调边防检查员去拉萨工作，马占山被选中了。但支队长和指导员爱惜人才舍不得他离开：“马占山不能走！”最终，组织安排马占山在日土县驻防并担任二连连长。“党让干啥就干啥！”马占山朴实的话语道出了对党忠诚担当的真谛。从连长开始，他一步一个脚印，先后担任股长、科长，直到留守处处长。在新疆叶城留守处工作时，为了保障战士家属的安全，他想了个好办法：把战士家属每十人编成一个班，模仿军事化管理，这样既方便管理，家属之间又能互相照应。

1974年转业时，已是正团级干部的马占山做了个出人意料的决定——放弃回甘肃老家的机会，主动要求重返西藏阿里。“组织让我去交通局，我就学修路；让我管纪检，我就黑着脸。”服从组织安排，是马占山优良的革命品质。从交通局副局长到阿里地区纪检委书记，马占山始终保持着当年打猎时的专注：“纪检和打野马一个道理，一要耐心，二要准头。”

1988年，马占山从阿里地区纪检委书记任上离休安置定居在兰州。

回顾西藏民主改革60年来的巨变，马占山感慨：“这是跨世纪的飞跃！西藏直接从奴隶社会进入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教育普及、民族团结的成就前所未有。过去农奴见贵族要吐舌弯腰，现在农牧民的孩子们用上了电脑、平板等现代化设备学习汉语。国家给西藏的扶持比内地更多——高原医疗免费、村村通公路，这在旧西藏根本不敢想！”曲珍在一旁补充：“我们亲身经历从苦难到幸福，更懂得珍惜。现在常对年轻人说：‘别怕吃苦，但一定要记住——好日子是党带着我们奋斗出来的！’”

如今，年近百岁的马占山依然保持着清晨一碗酥油茶的习惯。茶香氤氲间，那些烽火岁月仿佛从未远去——扎麻芒堡的风雪、界山达坂的足迹、昆莎大院的炊烟，还有狮泉河畔的誓言，都化作了他眉宇间的那抹坚毅。

“埋得浅一点，葬得高一点，就能永远守望祖国”——这句回荡在狮泉河烈士陵园里的无声誓言，深深烙印在马占山的心中。对于个人在历史洪流中的定位，马占山有着自己坚定的信念：“我们这代人特点是能吃苦、不居功。个人经历不算什么，关键是西藏挣脱了千年锁链，群众过上了好日子。”

从先遣连后续部队战士到纪检委书记，从雪域新兵到民族团结的践行者，他用近40年的光阴，在昆仑之巅刻下了一个共产党员最纯粹的忠诚。

   （来源：甘肃离退休人员服务管理中心，陈曦、康晶晶整理）